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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四小龙”，新移民资讯加坡如何步步领先香港

狄更斯的经典小说《双城记》经常被用来比喻香港和新加坡之间的“爱恨纠缠”。这两座城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创造了历史，铸就了令人瞩目的“东亚奇迹“。

长期以来，新加坡和香港在竞争力、自由市场、港口和机场吞吐量上不相上下，投资移民，各种经济和教育政策也几乎并驾齐驱。然而，在过去十年中，两座城市的发展差距逐渐开始扩大。

人们普遍认为，新加坡已经超越香港，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经济体，一个欣欣向荣的和谐社会。好莱坞电影《摘金奇缘》显示出了一个新的趋势：越来越多的财富逐渐聚集到亚洲——尤其以新加坡为代表。

香港的发展表现欠佳着实令人困惑。香港不仅有着地理优势，还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国内地为其生存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充裕的流动资金和蓬勃的服务业市场。

相比之下，新加坡想要利用中国市场要难得多。新加坡必须独出心裁，打造出一个接一个新颖的项目来吸引中方，从1994年的中新苏州工业园、2007年的中新天津经济城，到最近的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一项旨在通过“南向通道”促进贸易的联合投资。

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自然而然地享有一种优越和自豪感。然而，文化差异、意识形态冲突、历史包袱以及地方政府在效力和信誉方面的长期不足，似乎使香港难以充分利用中国的资源和平台。

除了香港和大陆政治方面的问题外，香港发展乏力还有两个主要原因：领导者的素质和政治制度的性质。新加坡从一开始就受益于它的创始总理李光耀，受益于他卓越的远见、坚定的决心和出色的领导力。

李光耀是新加坡飞黄腾达的奠基人。1994年，在一次著名的《外交事务》采访中，护照移民，李光耀毫不畏惧西方国家的平等主义信仰和个人至上理念，他坚信正是家庭至上、社会和谐至上的儒家文化，使得东亚的“龙”得以区分于众多笨拙地坚持着美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

“人是不平等的，” 李光耀说道，每个个人并不是“原始的和分离的”，而是存在于每一个家庭中。最重要的是，人需要“一定的道德是非感”，政府有责任带头示范，而不是躲在官僚主义和所谓的“原因”后面犹豫不决。

新加坡在李光耀的领导下实现了几大转型。新加坡政府培养了一批致力于为国家服务的精英领导人才和行政人员；采取工业政策，既确保高端制造业能留在新加坡，还要确保新加坡企业和公民保持强大的竞争力（这正是香港所匮乏的）。新加坡一直在努力培养一种创新和试验的文化，并坚持不懈地追求卓越。

相比之下，香港则试图通过人为手段来增加受高等教育学生的比例，以牺牲质量为代价来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在世纪之交，政府将资金大量投入到副学位课程中，以减少失业青年的人数。

在曾荫权政府执政期间，政府大力扶持“自负盈亏”的大学，使更多成绩欠佳的高中毕业生可以迈入高等教育的门槛。

虽然此举可以达到数量指标的要求，但雇主对许多这类毕业生的学术和专业水平之低下感到不安，这些学生本可以从职业培训和文凭教育中学到更多。而学生们也抱怨一些“自费”项目的学费过高，标准过低。

2015年，现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成立了未来经济委员会，专门研究对新加坡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五个领域。在香港，历任行政总裁都成立了多个策略发展“委员会”、经济挑战专责小组、创新顾问委员会和策略发展专责小组等。

但这无非是新瓶装旧酒而已。这些委员会几乎没有提出过真正有创新的想法。仅仅是由于北京方面的大力推动，香港近年来的科技发展才得以逐渐加快。

新加坡在国际媒体上的地位早已使香港黯然失色，第四航站楼被誉为“未来的终点站”，其货柜码头则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枢纽。《经济学人》最近的一篇报告赞扬了新加坡的教育体系，对其准备通过降低考试权重、给予教师培训特权以及培养21世纪新技能等来进行试验性教育的举措大加赞赏。

新加坡的发展事业欣欣向荣，而香港则不断陷入到针对从树木管理到土地供应各种问题的政策争论中。在这场城市之间的竞赛里，不难看出谁在领跑，而谁在落后。

【作者】叶刘淑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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