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资讯到农村去、到国外去：希腊年轻人的艰难选择

在希腊，农民仍不被广泛视为一个受尊敬的职业。但卡拉波卡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做出这个决定之前，她已经在求职线上艰难地挣扎了六个月。向律所和公司投出的数百份简历如石沉大海，她殚精竭虑，却连面试也拿不到一个。在确定了行情不会很快好转起来之后，她看了看已经无法继续支付的房租和账单，决定离开城市，搬回农村老家——那里似乎才是身陷危机的希腊仍有生机的地方。

在农场里见到卡拉波卡一家的前一天，希腊刚宣布结束八年纾困计划。电视里头反复播放着总理齐普拉斯的演讲片段，“今天以后，希腊终于将开启新的时代”。而电视外头的卡拉波卡则苦笑道，“扯淡。危机还远没有结束”。

卡拉波卡是数以万计的、正从城市迁回农村的希腊青年中的一员。十年前，美国次贷危机与随后而来欧债危机将本就脆弱的南欧经济拉入谷底，希腊首当其冲。国家信用几近破产的希腊被迫数次接受极其严苛的紧缩条件，以获得“三驾马车”（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央行）的紧急援助贷款。

希腊经济危机时间线

但紧缩导致了更多的衰退——不仅几乎摧毁了希腊的社会保障系统，还大幅削减了就业机会。2009到2011年期间，希腊的青年（18-35岁）失业率上涨了一倍，此后始终维持在40%以上。在2013年更达到了58%的历史性高峰——也就是说，最糟糕的时候，每五个希腊青年里就有三个处于失业状态。

“公共部门和主要依赖经济活力的金融、法律等服务行业受到最为严重的冲击。但农产品种植等低附加值的生产性行业，由于主要依靠向其他欧洲国家出口，反而能在危机中维持生计。”希腊知名经济学家、雅典经济商业大学教授帕古拉托斯（George Pagoulatos）对界面新闻解释道。“加之希腊在近代史上并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工业化，一半以上的人口或多或少仍保有一点自留地。这为人们回到农村提供了可能性。”

许多希腊人或主动或被动地开始了对城市生活的祛魅。根据希腊乡村发展部的一项调查，在危机最深重的2012-2013年间，居住在雅典和塞萨洛尼基的市民中，有68%曾认真考虑过搬到农村，其中超过一半的人年龄在25-39岁之间。世界银行数据则显示，希腊农业人口占全体劳动人口的比例在持续下跌近二十年后于2009年首次出现增长，并从2008年的11.14%持续上升至2013年的13.69%。另据希腊“青年农民联盟”（The Union of Young Farmers）估算，新增农民里，约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年龄在18-40岁之间；并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从未有过务农经历。

卡拉波卡无疑又是这群人中的“幸运儿”，父母在农场的积累让她少走了许多弯路。但那些没有家庭支持的初次务农者（first-time farmer）则需要独自白手起家。36岁的柯艾萨斯（Alexandros Kleitsas）在八年前丢掉了雅典的工作，决定回到祖父出生的中部小村庄务农。“最挑战的部分是，我没有任何土地上的经验，必须从零开始，” 柯艾萨斯告诉界面新闻，“再加上，农民也不只是跟土地打交道。比如，希腊有不少针对农产品的补贴，但申请过程极其官僚，初次务农者很难得到。”

但柯艾萨斯也很快发现了自己的优势：与那些一辈子与土地捆绑的农民相比，自己更擅长包装和销售。他花了数月来调研，最终确定了自家农产品的出口战略。这大大提高了他的利润率，也让他对于返回农村的生活“充满信心”。

同样对此保持积极的还有希腊导演乔治亚迪斯（Pavlos Georgiadis）。2011年，长居国外的乔治亚迪斯回到农村老家时发现，不少年轻人开始返乡务农，大多是为了逃避在城市里的无业状况。他拍下了其中一些人的故事，并集结成纪录片《在危机里耕作》（Farming on Crisis）。但他没有刻意渲染年轻人们在危机中逃离城市的悲情，而是将镜头触向了希腊的农业系统和乡村风貌，力图用生态的逻辑为务农添一点理想的色彩。

“要在经济危机里保全自我固然很难，但我仍希望年轻人能更积极地去面对回到农村这件事，”他在一封邮件里对界面新闻表示，“城市生活很精彩，但我们不该忘记，是乡村供养了人类。”

到国外去

当数以万计的希腊青年悄无声息地迁回农村时，另有数以十万计的希腊青年正马不停蹄地迁到国外。

35岁的希腊姑娘查兹妮柯劳（Maria Chatzinikolaou）已经在法国南部的格勒诺布尔市（Grenoble）居住了11年——对于自称“很恋家”的她来说，这是她最初离开家乡时未曾想到的。2007年，刚硕士毕业的她决定先gap两年到法国修读语言、陪伴法国男友。“计划是，两年之后我们一定会回到希腊。但那时还没人知道经济危机是什么。”查兹妮柯劳告诉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