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代移民讲述新加坡社会变迁：起点大不同

李世英（左）与儿子杜英豪于1991年从成都移民新加坡。（新加坡《联合早报》/梁麒麟 摄）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新加坡海纳百川，不少人选择移民新加坡，也带来他们的第二代。

对年轻的移民第二代而言，新加坡给予他们一个面向世界的舞台。在两代移民眼中，新加坡这些年的改变，是变好了，或是仍有不足之处？

新加坡是个海纳百川的社会，“移二代”从年少时期随父辈来新，成长、学习、就业、成家。跟以往的移民相比，“移二代”对父母的故乡和自己成长的新加坡有何不同感受？两地环境与文化有何冲击？心中的归属感在哪里？

日前，新加坡宗乡总会主办的新移民与新加坡社会系列讲座之“移二代的新加坡故事”，乔鸿顾问访问两位主讲者——从事商业咨询的杜英豪，以及即将迈出大学校园的陈誉诚，同时找来他们的父母一起分享融入本地社会的过程，以及对新加坡的情感点滴。

24岁的陈誉诚毕业于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主修金融与市场；父亲陈文平(52岁)是公司董事总经理，同时也是新加坡九龙会会长。

33岁的杜英豪从事商业咨询，母亲李世英(58岁)是退休人士，父亲是新加坡天府会会长杜志强。

教育：求学道路选择多

问：你们的孩子从小在新加坡接受教育，对教育制度有何看法？

陈文平：1990年，我单独从香港来到新加坡打天下，只有香港中学文凭。我娶了新加坡太太，落地生根，1993年成为公民。1997年从船务业转入房地产业，创造事业另一高峰。

香港学校规模较小，新加坡一些小学或中学设备齐全，有运动场或泳池等，香港中上层家庭，经济能力稍好的，都选择让孩子进入国际学校求学，不想让他们读传统学校。

陈誉诚：我在新加坡出世，接受教育，新加坡的求学道路选择较多，O水准会考后，可以选择初院、理工学院，公立和私立大学都可选择。香港较好的几所大学竞争非常激烈，因此学生相对比新加坡更用功。香港也不像新加坡，强制选择课外活动。

李世英：我们全家于1991年从中国四川成都移民到新加坡，先生在中国是政府官员，我在妇联工作。当时，新加坡家禽业的四个老板到四川视察业务，我先生以经贸委官员的身份负责接待工作。他们很赏识我先生，我们就这样举家移民到新加坡，先生受聘担任杀鸡厂厂长。

我们在中国衣食无忧，但是想想孩子长大后可能只是重复我们的脚印，没有太大的突破。到新加坡能学双语，跟世界接轨，孩子长大后眼界跟我们不同。我们希望儿子能完成我们的愿望，传统家庭总希望下一代过得更好。

那时，一份薪水不够生活，我也得出外打工，从事化妆品销售工作。儿子小六会考时，我向老板要求两个月假期，对方不肯，我干脆辞职，专心当陪读妈妈，孩子的学业放在第一位。

杜英豪：我8岁来新，从完全不懂英文学起，刚开始英文考9分，数学考21分。第一年，学校上完课，回家补习，用功读书，半年后跟上学习步伐。小四分流到快捷班，后来到华侨中学和莱佛士初院读书，那是一段难忘的学习过程。之后到美国密歇根大学修读政治学，毕业后有机会被选送到加拿大国会实习，在国务卿办公室担任秘书工作。加拿大的“亚洲移民潮”始于1992年，到1997年前以香港人为主，之后则以中国大陆移民为主，很多拥有投票权，开始对加拿大政治产生影响。加拿大的新移民融入问题与新加坡相似。

美国和加拿大的发展不错，但是吸取经验后，乔鸿移民，我决定回到新加坡，这里有我长期发展的计划。当然，也想念自己的家。2009年回新，加入本地的私募基金工作，两年后才到父亲的人力资源公司上班。

父辈们经历艰苦创业，通过打拼建立新的社会关系，作为“移二代”，我们的起点大不同，这一代重心基本在新加坡。我觉得当兵非常重要，跟同龄男生一起成长、成熟，from boys to men(从男孩变为男人)，这是一个关键的蜕变期。（林弘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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