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与香港跨境婚姻中的家庭暴力

乔鸿:内地与香港跨境婚姻中的家庭暴力｜缪斯夫人

撰文｜赵端怡（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

责编| 穆峥

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跨境婚姻在过去几十年中急剧增加。从1986年以来，香港每年有一万五到二万五宗两地跨境婚姻，占香港整体婚姻的30-40%，累积至今已有六十万对两地跨境夫妇，当中以香港丈夫与内地妻子的结合为主。在“嫁个香港人”、成为幸福少奶奶的期许背后，“家庭暴力”、“高离婚率”等标签常与两地跨境婚姻挂勾。相关研究表明，内地与香港跨境婚姻出现家暴的频率要高于本地婚姻(Chan et al, 2008)。基于2012年的相关调查，约四成处于两地跨境婚姻中的女性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一年内曾遭配偶心理虐待，约13%及14%曾遭身体虐待及性侵犯(Choi et al., 2012)。镁光灯背后，跨境婚姻中的配偶暴力(spousal violence)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多元交织性理论与暴力研究

以往研究多将女性所遭受的暴力(violence against women)视为一种基于固有性别不平等的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不少学者意识到虽然妇女总体而言都比较容易受到暴力侵犯，不同社会地位妇女的受虐风险和经验却不尽相同。以移民妇女为例，她们是一个高度多样化的群体。而同时，婚姻移民(marriage migration)也有别于一般的移民制度，与性别、阶级、文化等机制互相交织(Mann & Grimes, 2001)，使女性婚姻移民不但更易遭受配偶暴力，而且更难逃离暴力婚姻。本文就将从这一多元交织性理论出发，基于十五位内地和香港两地跨境婚姻中受虐妇女的个案，探讨造成跨境婚姻家庭暴力的社会原因。

婚姻移民制度与配偶暴力

地理迁移是婚姻移民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基于传统随夫居(patrilocal)的习俗，跨境婚姻往往涉及到女性迁移到丈夫所在地，从而成为当地的婚姻移民(marriage migrant)。但由于香港政府对内地移民实施配额，每天只开放150名内地移民以家庭团聚名义申请来港定居，内地婚姻移民一般需要等候四到五年才能领到单程证移民来港，而有些早期结婚的个案更是等了长达二十年才得以来港团聚。长时间的等待不仅影响了夫妻和亲子关系，也使香港丈夫们得以隐瞒他们的真实生活。不少女性受访者表示她们来港前完全不知道丈夫嗜赌、酗酒、有暴力倾向，甚至已有婚史或身欠巨债等情况。虽然婚姻移民在此前能够申请双程证来港探亲，但每次短暂的团聚无法使她们看清丈夫的真面目。还有些受访者在来港前就受到过暴力虐待，但为了孩子的幸福和将来，她们仍然选择维持婚姻来港生活。

此外，这些婚姻移民往往在香港孤立无援。她们人生地不熟，对香港的服务和制度一无所知，再加上文化、语言、生活习惯的不同，她们往往难以融入社会、建立新的社交圈子。因此，护照移民，她们在暴力发生时往往求助无门。而且，她们需要依靠香港丈夫来证明她们是为一家团聚而移民香港、来替她们办理相关手续。因此，这种源于法律上的制度性不平等扩大了婚姻中既有的性别不平等，迫使她们顺从丈夫，因而更容易遭受配偶暴力。

在家暴面前，她们进退两难。一方面，如果返回内地，她们的内地户口已经在来港时被取消了，之后的基本生活都会成问题。另一方面，如果留在香港，基于新移民的身份，她们需要在香港住满一年后才能申请政府的金钱援助，而住满七年才能申请政府资助的公共房屋。种种因跨境移民而生的困境使她们难以在遭受家暴时积极寻求协助。

婚姻移民与性别不平等

根据上嫁(hypergamy)的性别习惯，内地女性一般上嫁于比她们年长且经济状况较好的香港男性。因此，两地跨境婚姻中的丈夫一般掌有家庭中的各种决策权，从而得以轻易地控制他们的妻子。更重要的是，不少香港人把“跨境新娘”看作是以婚姻骗取钱财的淘金者，认为她们一旦得到香港身份证后便会抛弃丈夫。这种负面标签进一步加剧了香港丈夫的不安和猜疑。不少受虐内地妇女都在访问中提到她们的丈夫深受传言影响，猜忌是夫妻冲突中的重要导火线。为了自己作为男人的面子和声望，有些丈夫不但禁止妻子外出工作，更限制妻子的自主权和人身自由，以保证妻子的贞操和忠诚。性别权力及资源不平等与婚姻移民的标签紧密交织，使不少内地妇女饱受精神折磨。久而久之，她们深陷绝望，甚至丧失脱离暴力婚姻的意志。

婚姻移民、经济边缘化与性别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