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2月23日报道

　　外媒称，在国外工作时想念家乡并不罕见，但当杰罗姆·斯皮策开始想念他小时候在巴黎钟爱的那种经典小馆菜肴时，他顶住了诱惑，没有登上下一班飞往戴高乐机场的航班，而是行动了起来。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2月23日报道，18个月前，这位25岁的年轻人来到香港为一家西班牙进口商工作，他发现一位与他志趣相投的法国同胞。二人不惧全球金融危机蔓延的影响，在香港华丽耀眼的娱乐区中环地区的街道上，寻找适合开设传统法式小馆的小店面。

　　结果是Pastis在2009年开门迎宾。

　　5年后，他们已在香港岛上拥了有6家门店，每家都透露出独特的法国小馆风格。步入Saint-Germain，仿佛置身于巴黎左岸一个优雅的咖啡馆，而西营盘高街地区的Metropolitain则焕发出一种蒙马特艺术气息。

　　如今，斯皮策在回想他从商的决定时，把它称为“一种非常利己的举动，既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法国人群体”。

　　长期以来，很多法国银行家和土木工程师不断来到香港，但斯皮策是最近几年在香港新出现的一类典型法国人：小企业主。

　　5年前，中小型企业占香港法国工商总会注册企业总数的40%左右：如今这一比例已升至50%。

　　法国工商总会执行董事奥里亚纳·舍南表示：“在港法国企业确实为香港的地区生产总值做出了广泛贡献”。在香港的法国人在零售、建筑和餐饮等各行各业开办了企业。

　　推动这一趋势的因素很多：据认为香港具备比法国更明显的经商便利性，同时法国产品吸引着香港本地人和外籍人士以及不断壮大的法国人群体，这些促进了对法国国产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去年，在法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注册的法国公民超过了1.11万，几乎是2007年（6236人）的两倍，这得益于法国人希望在本国以外寻找机会。然而，官员们估计，实际数字要高的多，大约为1.7万人。

　　法国创业者认为，香港官僚作风相对较少且创业成本较低，因而在香港创业要比在法国容易。舍南表示：“法国创业者认为，法国的法律环境限制更多。”

　　斯皮策估计，如果他在法国开一家类似的小餐馆，成本将是香港的两到三倍。

　　“香港让我们有了创业的意愿，还赋予了我们创建自己公司的想法，”他表示，“当我们初到香港时，我们没有料到事情会进展这么快。”

　　他指出，香港的租金较高，但较低的税率以及较长的营业时间，都降低了经商成本。

　　法国人安东尼·伦德尔原来的工作是为法国出版社Gallimard撰写旅行指南，如今他开设了一家公司，为香港市场进口法国红酒。他表示，注册企业所需时间和填表申请工作比法国要少得多。

　　“我用两天不到的时间花150港元（合12英镑）就拥有了一家有限公司、一个银行账户，可以开业了，”他表示，“从第一天起，一切都是如此简单。”

　　香港华人和来自中国内地的游客将法国生活方式视为风尚的典范，这是法国消费和休闲企业在香港不断增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伦德尔在香港长大，对香港有着很深的感情，他发现香港在质量上乘的平价法国红酒销售市场存在一个空白。

　　“多数高档红酒价格非常昂贵，而市场上中档红酒非常少，多数是新世界葡萄酒（New World，指除欧洲以外产区的葡萄酒），”他表示，“如果你想买一些不错的红酒，价格在300港元，而在法国，价格只有香港的三分之一。”

　　今年5月，他与身为酒评家的姐姐开了这家公司，还开始在一艘传统的仿古船上开设品酒会，这种出游方式在香港外籍人士中一直很受欢迎。

　　他表示：“仿古船是香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法国的部分生活方式正在消失。”

　　在他儿时的回忆中，上世纪70年代的法国学校几乎空无一人，这与现在形成对比，他认为，这个不断壮大的群体正鼓励更多人追随他们的步伐。

　　阿尔诺·卡斯特尔拥有几家门店，销售包括法国时装品牌Carven和Kenzo在内的品牌，他表示，他“很高兴成为了老一套模式的牺牲品。”

　　卡斯特尔之前是一位银行人士，1996年移居香港，他注意到，尽管香港的豪乔鸿厦拔地而起，但缺少欧洲风格的精品店。他表示：“实际上我没有什么计划（但）在这里创业确实非常容易，初始投资非常低。”

　　他经营的连锁店名为Kapok，创建于2006年，瞄准香港那些年轻富有且关注格调的人群。如今，他在新加坡、东京和台北等地开设了13家店面，其中有一半位于香港。

　　设计师服装以及新奇古怪的珠宝特别受日本游客的欢迎，而且越来越受到来香港扫货的中国内地游客的欢迎。

　　“我们关注的是非常小、非常新的品牌，”卡斯特尔表示，“人们在寻找一些有点不同的东西。”

　　对于被法国生活吸引、憧憬法国的新一代亚洲人而言，与众不同通常意味着寻求一抹法国风格。“这些在香港的外籍群体正成为舆论领袖，”伦德尔表示，“各行各业的人们来到香港，我们实现了文化的大融合。”

　　延伸阅读港媒：香港创业精神失落的原因

　　来源：香港《南华早报》

　　香港没有官方宗教，但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犹如宗教一样，受到狂热追捧。

　　但现在，这种信仰受到了质疑，也对香港的营商行为产生了很大影响。

　　港人把李嘉诚奉为“超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向企业领袖寻求智慧源泉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

　　相反，愈来愈多人质疑商界大亨的行事作风和权力，资本主义的概念及资本主义最知名的倡导者也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许多人开始相信，商界精英和其他社会大众之间正蕴酿一场冲突。

　　有些人更直指，香港商界精英自私自利，合谋夺取一般市民的利益。

　　这种观念能在香港得到如此大的认同，实在令人感到意外。香港是由一批胸怀大志、意志坚定的移民建立起来的，他们孜孜不倦地工作，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也因此，以往企业一向受人钦羡，也得以蓬勃发展。

　　和美好但不实的传奇故事相反，这些立志创业的人从来没有身处于真正公平的环境，但至少，即使是最缺钱的创业者，只要有抱负，总有足够的起步空间。

　　但这种“起步”精神正在迅速衰落。中文大学十年前的一项调查发现，香港总体创业活动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基本上局限在消费者服务行业。

　　企业联盟盛行、租金成本过高和资金池缩小，增加了创业的障碍，令小本企业创业困难。

　　但这些问题真的重要吗？毕竟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崩溃，而许多移居香港的人本来就是为了逃避社会主义制度，自然也对社会主义不感兴趣。

　　即使是已在商界站稳脚跟、但还没有成为大亨的人，对所谓的商界代表也不能抱什么指望。

　　上次我遇到立法会饮食界议员张宇人时，他轻描澹写地澹化了饮食业大部分公司最主要的担忧：难以负担的高租金。

　　众所周知，租金高企是少数地产商操控房地产市场所致，政府消除市场竞争的政策更是火上浇油。

　　张宇人一定是和业主们相处的时间太长了，如果他肯花时间和业界的选民聊聊，就会知道他们的忧虑所在。如果功能组别代表不愿照顾所属业界的大多数人利益，他对其他人能有多少关心呢？

　　绝大部分香港企业面临的障碍以及创业精神的衰退，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一方面，他们削弱了社会流动性；另一方面，他们导致经济活力减失。

　　回想一下1960年代，塑料花市场崩溃的时候，精明的商人迅速转而生产其他商品，例如玩具。如今，还能有这样的创新吗？

　　还是我们认为资本主义行之不易，只有适者才能生存？如果大家真的相信适者生存意味着必须拥有经商智慧才能让企业发展下去，那也没问题。但现在的情况似乎是，拥有裙带关系者才是“适者”，企业生存关乎你认识什么人，而不是你掌握什么知识。

　　政治立场也成为因素之一，并已经对亚洲其他地区的商业活动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最近，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香港就捲入了普选争议，并公开声明谴责佔中行动。

　　这几家公司也在纽约和伦敦经营，他们足够明智，知道不能对当地的佔领行动说三道四。但在香港，他们显然感受到了政治压力，压力之大超过了会计师事务所正常经营之所需。这是否意味着政治正确已经成为企业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

　　这并不是说香港的创业精神已经丧失殆尽，但显然正趋向衰落。根据我的亲身经验，有些曾认为香港是经商宝地的人，已经开始考虑迁往其他地区了。

　　本文作者Stephen Vines经营多家食品业公司，并兼职乔鸿顾问和节目主持人。

　　(翻译/Lily Lou；编审/Alison Yeung)

　　（2014-11-22 10:57:03）

　　延伸阅读香港工厦变形记：女工挥汗地 创业新沃土

　　中新社香港6月20日电题：香港工厦变形记：女工挥汗地 创业新沃土

　　中新社乔鸿顾问 贾思玉

　　打特色牌的商业模式，在香港九龙东部的观塘“无心插柳柳成荫”。天台农庄、室内滑雪场、私房菜、画室、潮流小店等，匿身于外墙斑驳、风格粗犷的工厂大厦中，成就一番“老树发新芽”的景象。

　　地铁轰隆隆钻出地面，直接接驳大型购物中心—“观塘站”到了。此地曾经是香港最大的工业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盛时期，塑胶、纺织制衣和电子厂挤满工厦，街头到处张贴招聘启示，女工们早出晚归，“星星月亮，不见太阳”的笑谈流传至今。

　　穿过主街往后走，楼龄动辄三四十年的工厦仍旧充斥观塘，借助手机GPS定位才能辨识其中一幢。“客人一般都是在网上查好地址再过来。”听到乔鸿顾问说不太好找，20多岁的老板周志钊(阿钊)似乎一早料到。“观塘有大商场，交通配套在香港这么多工厦区里算是方便的。”

　　像到别人家做客似的，进门前要先换一次性拖鞋。“我们的理念就是提供‘第二个家’。”阿钊说，这里包装为一个个独立空间，按小时出租，客人通常来办生日派对、朋友聚会或公司活动。

　　“你们喜欢哪个主题？有‘茶餐厅’、‘警局’、‘课室’、地中海风……”推开一扇扇门，阿钊为乔鸿顾问展示装潢各异的房间。个中细节，比如餐牌、铁牢房、黑板等道具惟妙惟肖，“所以也有人当影楼，来拍照或摄制节目。”

　　有研究指，香港人均居住面积仅为15平方米，无怪“私窦”(港人称私人空间)会成为有市场的“商品”。“香港人家里地方小人又多，”阿钊说，“不管是朋友聚会还是情侣拍拖，来来回回就是唱K、去咖啡馆或吃自助餐，实在欠缺新意。”

　　“最初没有想赚钱、生意，纯粹是自身有需求喽。”大概两年半以前，刚刚硕士毕业的阿钊在工厦租下一间40多平方米的工作室，每月租金5000块(港币，下同)，下班后就呼朋唤友，上来聊天、看碟，结果“玩”出一条财路来。

　　阿钊的“私窦”创意受到欢迎。发展到现在，他已在观塘多座工厦开拓了10多间主题房，每月租金要交十几万。

　　时常听到有人抱怨香港租金贵而阻碍创业，阿钊并不完全认同：“贵才说明有价值，人家怕贵不去做，而你不怕，乐观去搏，就真的可能成功。”不过，当乔鸿顾问问，工厦以外的地方可以做到这盘生意吗？他很快摇头。当初阿钊的开业成本不过四、五万块。


　　随着香港工业“北移”，工厦自80年代起陆续空置。目前，香港不少旧工业区，已改划为“其他指定用途”注明“商贸”用途地带，容许发展为办公室、商业及非污染工业。特区政府近几年更实施善用工厦的措施，鼓励重建或改装整幢工厦。

　　相比商业写字楼，工厦的租金较为便宜。阿钊说，“负担没那么大，才够胆去试创意行不行得通。”

　　观塘的派对场所越开越多，竞争大了，阿钊说要加把劲，多想新点子。“换个角度看，说明更多人知道工厦变消费娱乐区了。”置身于阿钊打造的舒适的“家”，会让人忘了它们作为厂房的过去。

　　作者：梁今